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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史话 当年横行一时的土匪头子张廷芝是怎么被抓的?

发布时间:2019-07-13 09:0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最近看到有一些回忆长征的文章中提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了解到盘踞在三道川口豹梁寨子的张廷芝民团为害最甚,人民对他们痛恨至极,便决定拔掉这个反动堡垒。吴起镇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军委警卫连和工兵连在左权的指挥下,一举拔掉了这个“钉子”,但匪首张廷芝当时不在寨子里,没有抓到他。每当看到这些,我便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大青山剿匪时活捉张廷芝的一段往事。

  1950年9月,我在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查研究处参加了破获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妄图炮击案之后,在北京暂时还没有发现大的特务间谍案件,调查研究处的侦察干部不断有派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去帮助工作的。10月15日至21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结束时,绥远省公安厅长张如岗到调查研究处要干部。我听说绥远地区(现在的内蒙古西部)自1949年9月19日和平解放之后,暗藏的敌特分子和叛匪活动一直很猖獗。我向调查研究处李广祥处长提出想到绥远省参加剿匪工作。经处领导研究同意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志于1950年11月中旬到达归绥市(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绥远省公安厅,张如岗亲自向我们介绍了绥远和平解放后的敌特和叛匪活动情况。

  他说,绥远解放较晚,又是和平解放的,敌我斗争十分复杂,武装解放的地区,敌特没有充分的时间布置潜伏,我们可以按照缴获来的敌特档案,清查敌特组织,清理敌特分子。绥远解放前东北、华北早已全部解放,西北也大部解放。东北、华北、西北的敌特骨干分子都逃到绥远来了,他们配合绥远当地的敌特分子,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布置潜伏。绥远和平解放后,我们执行的方针是“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在部队和地方机关中,起义人员均占绝对多数。由于起义部队和地方机关尚未整顿,军政人员的成分很是复杂。大多数起义部队和起义人员,能够响应我党号召,决心靠拢人民,积极要求进步,但也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配合特务、反革命分子,进行秘密活动。他们造谣破坏,鼓吹所谓“做水萝卜、里白外红”、“借水养鱼,待机而动”,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配合蒋匪军。由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策反,起义部队中接连不断发生叛变事件,叛变者先后有3000余人。这一年来我们公安机关破获暗藏的敌特案件30余起,缴获电台30余部,消灭叛变股匪163起,毙伤俘虏匪特800余人。破获最大的特务组织是“华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案。该委员会是以“中央组织部”华北党务办事处、中统局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为基础成立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外围武装组织有“华北人民自卫救国军”、“冀察绥党政救国工作队”、“铁血青年团”、“华北义勇军”等,全案共捕获特务骨干分子60多人,其中有副主任委员崔正春、田树梅,书记委员李鲲生,调查长胡尚儒等东北、华北逃来的大特务头子;并缴获电台、电函、委任状、反革命组织章程等。

  当时,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编为23兵团调到河北省整训,有些不服从调动的反动军官,在“中统”西北特派员特务头子郑殿卿和“军统”西北特派员特务头子刘子衡等的策动下,上山为匪,叛兵又有增加。他们以“救国”为口号,组织了10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有3000多人,实行分割盘踞,抢劫财物,杀害我区村干部,建立地下土匪政权。

  张如岗同志介绍了绥远的敌特情况以后,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愿意在省厅工作,还是下到基层的旗县。我说我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剿匪。张如岗同志说大青山地区匪特活动最猖獗,武川县敌我斗争最残酷。我和我爱人侯雪莲提出愿意去武川县。张如岗厅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和侯雪莲被分配到武川县公安局,我被任命为武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张厅长特别提醒我,陕北匪首张廷芝就在武川一带活动,你们去了武川县要注意他的活动,争取抓捕到他。部里来的其他两位同志,一位留在公安厅预审处做预审工作,一位分配到萨拉齐县专员公署公安处做机关保卫工作。

  我和侯雪莲于1950年11月下旬到达武川县公安局。当时武川县境内大约有叛匪1500人,他们乘地方上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的时机,与当地的土匪、特务、恶霸地主及暗藏在起义部队和地方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破坏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化和地方的解放区化。由于他们穿着解放军的服装,打着解放军的旗号,造成敌我难分,兵匪难分,给剿匪肃特工作带来严重困难。他们到处流窜,奸淫妇女,抢劫财物,袭扰区村政权。全县58个行政村,被匪特盘踞者竟有42个,其余16个行政村也处于游击状态。被杀害的区村干部、积极分子、小学教员、邮递员等竟达25人。我军派到起义部队去的政工干部在武川县境内被杀害者也有13人,其中还有一位团政委。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大青山区,特别是武川县境内,曾一度成了华北、西北匪特密集之地,我们的剿匪任务是十分紧迫和繁重的。

  1950年12月起义部队调往河北省整训,我骑兵第一师开到武川县剿匪,我带领公安队配合军队剿匪。县区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侯雪莲参加工作团,下到农村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剿匪和减租反霸斗争,叛匪大部被歼灭,叛匪头目、原绥远保安骑兵第四旅旅长张汉琏、梁有等已经被活捉,这时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叛匪头目、陕北匪首张廷芝和“中统”西北特派员、特务头子郑殿卿还没有被抓到。小股匪特袭扰区村政权、抢劫财物以及杀人越货的事件还时有发生。

  1951年1月下旬,我到萨拉齐县(现土默特右旗)专员公署公安处参加侦察工作会议。临散会的那天早上,公安处长成庚鸣同志对我说:“据内线关系汇报,原陕北三边保安司令、叛匪头目张廷芝,最近被‘军统’西北特派员特务头子刘子衡任命为伪‘绥远军区救国军1061部队信义纵队’司令。前些天,他纠集一伙匪徒,在包头市到固阳县的公路上拦路抢劫我水利局汽车,杀害干部4人,后向武川县二份子一带流窜,妄图在那里收罗鄂友山部的叛匪,重新组织反革命武装,配合郑殿卿、张汉琏残部东山再起。据说现在他们住在武川县二份子区小花窑子村,白天潜伏,夜间出来抢劫,并且准备在那里过春节。现在剿匪部队已经东去,不在武川了,需要派一个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带人去捉他。你是武工队出身,打过游击,又是武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我们想让你去完成这个任务。你看有困难吗?”

  去捉张廷芝,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对张廷芝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去武川县之前张如岗厅长就特别提醒我,到武川要注意他的活动,争取抓捕到他。我坚决地说:“只要他在武川县境内,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一定想办法抓住他!”

  张廷芝,1908年生于陕西靖边县(今吴旗县)金佛坪村,其父以上五辈先后有8人中文武举人,祖辈一贯横行乡里,鱼肉黎民,是靖边县第一大恶霸地主,方圆400多个村庄的土地大部分是他家的。靖边县的广大群众,在他们的压迫剥削下,经年劳累,不得温饱,苦不堪言。民国初年,张廷芝的祖父——张四疯子,勾结军阀井岳秀,购买,组织民团,自任团总。建碉堡,筑寨墙,扩充武装,欺压靖边人民。张廷芝的祖父死后,他的父亲张鸿儒续接团总职务,继续残害靖边人民。张廷芝本人从小赌博成性,抽大烟,当吹鼓手,跟一伙二流子鬼混在一起,过着下流可耻的生活。早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组织红军、创建苏区时期,他就开始组织反动武装,坚决与革命为敌。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陆续聚集了一个团的人马准备暴动,但遭到了张廷芝匪部的袭击,兵运工作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张廷芝一手制造的罪恶的“三道川事件”。此后,他曾多次率部进攻苏区,杀害、打伤、抓走了许多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员刘景科就是被他杀害的。

  1935年10月,我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张廷芝继续配合蒋匪军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经常偷袭边区,杀害干部。1936年4月,张匪亲率匪军,在清扬岔将我一个独立营包围,遭到我军坚决反击。由于我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部分突围以外,多数人被他们杀害或抓走。1943年冬,我党5名高级干部由苏联回国,在途经安边城南的吴家湾时,误以为进入根据地,被张匪所部匪军发现逮捕,遭到了严刑逼供。这5位同志宁死不屈,张匪便下令把他们全部活埋。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廷芝可称得上是陕北的摩擦专家了。他曾将霸占来的民女梅廷及其孩子用刀活活砍死,把不愿应征当兵为匪的梁镇刘挂湾村农民张东生用木棒活活打死,还在安边县城杀害了我女工作人员薛兰英……直到1949年张廷芝从陕北仓皇出逃时,还带了一千多个匪徒,流窜在陕甘绥交界处,为非作歹。

  1949年10月及1950年6月,张廷芝曾两次混入绥远起义部队,我军曾两次对他进行收抚教育,希望他在我党对待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感召下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1950年1月和7月,又两次叛变为匪,先后偷袭我区公所及合作社各一处,杀害我干部12人,抢劫汽车及大马车30余辆,抢去骡马150多匹。1950年1月第一次叛变后,他派匪徒祁仁德、李岳玖化装成商人潜入包头市进行特务情报活动,建立白萝葡情报站,收集我党政军情报,勾结恶霸地主、伪保甲长为潜伏特务头子和叛匪头目转送来往情报。他所率匪部经过我剿匪部队多次打垮甚至全歼,他本人却几次侥幸漏网逃脱。

  在回武川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张廷芝是个老奸巨猾的匪首,曾任过军队的骑兵连、营、团长及陕北三边保安司令,在战场上可谓“身经百战”了。听说他本人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手下的匪徒虽已为数不多,但都是亡命之徒。而武川县公安队刚刚成立不久,只有四五十名公安队员,其中半数还是留用的旧警察,其余半数是刚入伍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战斗训练,别说打仗,有的连枪都没有放过;武器也都是战争年代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杂牌枪,每支枪只有五六发子弹。在这种情况下,追捕张廷芝这样的匪首,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必须摸清情况,周密布置,行动迅速,争取主动。否则,万一我们行动不慎,打草惊蛇,使敌人有了防备,那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而且可能使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回到武川,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很不凑巧,公安队员大都配合工作队下乡了,只留下十几个人,负责县委、县政府机关的警卫任务。公安局长赵立信也已随工作队下乡,只有县委代理书记、县长曹文玉同志在机关主持工作。我把成庚鸣处长布置的任务,向曹文玉作了汇报。曹文玉是当地人,抗战时期就在武川大青山一带打游击,对武川的情况很熟悉。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小花窑子附近的地形情况,并让我从留在机关的公安队员中挑选3名精明强干的公安战士,连夜赶赴二份子区公所,找赵立信研究具体行动方案。临走时,我把我的左轮手枪换了他的二十响驳壳枪。

  下午5点多,我带着3名公安战士出发了。二份子在武川县城的西北方向,距县城约120华里。那天正下着大雪,西北风卷着雪片,发出呼呼的狂叫声,打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白毛风把田野变成一个混混沌沌的白雪世界,20米之外便什么也看不清了。如果不是一个当地籍的战士路熟,冬夜在这样的暴风雪中行军非迷失方向不可。骤然降临的严寒,把我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座下的战马在坎坷的羊肠小道上疾驰,几次打前蹄跌倒,踏入雪坑,可它们好像懂得我们急切的心情似的,爬起来迎着西北风继续疾驰,并且越跑越快。120多里路,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跑到了。赶到二份子区公所,赵立信因胃病复发,刚从乡下回来,正打算天明回县城。我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和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并一起进行了研究。他很赞成我的想法。因为他有病,我想让跟随他的那两个公安队员和我们一起去捉张廷芝,他在区公所等着,我们完成任务后再来接他,但他坚持要带病跟我们一同去完成任务。

  我们在二份子区公所吃过饭,喂了马,稍稍休息一会儿,就连夜出发了。因赵立信和两名公安战士的加入,我们这支小小的剿匪队伍增加到了7个人。张廷芝的活动规律是昼伏夜出,我们必须等到天明张廷芝回到小花窑子才能动手。黎明前,我们赶到了大花窑子,在村东头悄悄叫开一家老乡的门,了解了小花窑子的情况和地形。这位老乡主动要求给我们带路。这时,东方已经发亮,风雪渐渐小了。我们决定向小花窑子进击。

  小花窑子在大花窑子东北,只有二三里地,一条山沟河槽路,没有岔道。我们快马加鞭,直向小花窑子冲去。在这暴风雪后的黎明,那个屡遭我军围歼、已成惊弓之鸟的匪首张廷芝,也许正在做着这样的美梦:在这远离武川县城100多里的偏僻小山村,在这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在这农历的腊月二十八,谁会去追捕他呢?他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安然无恙地睡大觉、过大年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着这样美梦的时候,追捕他的公安战士已经神速地来到了他的虎穴边。

  我们冲到小花窑子村西墙外,立马观察地形。这是个一家村,两串院坐北朝南,村前一道河槽,村后紧靠着山坡,西院是羊圈和柴草垛,东院住人。正看着,从房后的北山坡上下来一个穿白茬皮袄的人,慌慌张张地朝村里跑来。我问那个带路的老乡是否认识这个人。他说:“这村只有一家人,是给闫子和家种地的,我认识。这个人我没有见过。”我们立刻作出判断:第一,这人可能是夜间出去作案刚回来的匪徒;第二,可能是敌人的观察哨,他发现了我们,但没有鸣枪报警,看样子没带武器。赵立信有病,身体不好,我们商量由他带两名战士和带路的老乡去村北山坡上,一面堵截、辨认那个可疑的人,防止他跑进村里向匪徒报信;一面居高临下,监视村里的匪徒逃跑和防备来援之敌。我带3名战士,直入院内追捕。说罢,赵立信等便向北山坡冲去,我和另外三名战士转到村南,在东院南门下了马。我对三名战士说:“我们今天要捉的匪徒,不是一般的叛兵,而是陕北匪首张廷芝。进了院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沉住气,见机行事,动作要迅速,尽量捉活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击毙他们。”我把二十响驳壳枪从木盒子里掏出来,换上20发的长梭子,上好顶膛子,让三个战士也做好准备。留下其中一名战士牵马守门,我带着另外两名战士进院。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正房的顺山大炕上,坐着一个神态紧张、面色憔悴的中年妇女,怀里搂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边轻轻拍打边摇晃着。看她那疲劳的样子,像是一夜没有睡觉了。我估计她可能是这个地主庄园种地人的主妇,便迅速靠近窗户,看到屋里再没有别人,小声问她:“你们这里有外人吗?”她没有说话,只是惊慌地用手向西房指了指。见此情形,在我左边的那个战士抢先向西房冲去。西房是两间土房,一门一窗,门上挂着一个用谷草打成的破草帘,窗上挂着两片破麻袋。这个战士刚刚挑起草帘,很快又准备退出来。这使我意识到:西房肯定有敌情,新战士准是初次遇敌,不知如何处置。现在草帘已经掀起,如果他把草帘丢开,发出响声,就会惊动敌人,致使敌人起来持枪拒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后果。事情已到千钧一发之际,一切决定于动作迅速,争取时间。想到这里,我一个箭步跨到门前,举起左手撑住草帘,两人向前一冲,“砰”的一声把两扇半掩着的木门撞开,闯入室内。

  在右边顺山大炕上躺着的五个匪徒,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醒,他们几乎是同时猛然坐起,惊慌地去摸身旁的武器。我把二十响驳壳枪向前一甩,“咔嚓”一声打开机头,对准炕上的匪徒们喊道:“举起手来!不准动!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枪不杀!”这一声喊,把睡眼蒙眬的匪徒们吓蒙了。他们的武器就在身边,抬手就可拿起,我们的处境也是危险的。但是只要我右手食指勾动扳机,20发子弹全部射出去,片刻就可让这五个匪徒全部毙命。但我不能这样做,大青山剿匪斗争正在进行,郑殿卿等匪首还没有抓到,活捉张廷芝这伙匪徒,能从他们嘴里了解到敌特活动的新情况。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轻易把他们打死。这时,留在门外的两个战士听到我厉声警告敌人的声音后也跑进来了,四支枪对着五名匪徒。与此同时,赵立信等在我们房后的山坡上,也在厉声审问着那个被抓来的可疑人。我们的战马在院前院后“咴咴”高声嘶叫着,好像在为我们助威。炕上的匪徒们看着我们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左臂上的盾形公安臂章,听着院子里的人喊马嘶,知道他们的观察哨已被捉住,而且真以为我们有千军万马的大部队在外面,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都望着中间的那个老匪徒,这说明此人可能就是匪首。我向前迈了一步,把枪口对准这个老匪徒的脑袋,喊道:“再不举起手,就先毙了你!”他哆哆嗦嗦地说:“我……我……”一句话没有说完,就举起了双手,其他匪徒也跟着举起了双手。

  我给身边的两个战士打了个手势,他们很快把匪徒们的收起,有两支日本制三八式步枪、三支德国制二十响驳壳枪、一支美国制的加拿大牌撸子,手枪、步枪子弹500余发。我们把五个匪徒逐个从炕上揪下来往门外推,这时赵立信让跟他去的两名战士也从山坡上跳到了院子里来帮助捆绑匪徒,我们推出一个,他们捆绑一个。当屋里的匪徒全部被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对他们的观察哨怒目而视,好像是在怨恨他预先没有报信。

  当我们用一条绳子把这六个匪徒捆好串联在一起时,我逐个问了他们的姓名,却没有叫“张廷芝”的。被我用枪口对准脑袋的那个老匪徒报的名字是“闫子平”。这个地主庄园的主人叫闫子和,当过的骑兵第十一旅连长,据说是张廷芝的连襟儿。凭感觉我知道这是张廷芝用了化名,这个叫“闫子平”的匪徒,可能就是张廷芝。我们正要带他们走时,那个“闫子平”操着陕北口音,指着窗前放着的一套钉鞋工具说:“你们看,这是我的钉鞋工具,我是钉鞋的,是被他们抓来背东西的。”其他五个匪徒也异口同声地说:“是,他是被我们抓来背东西的,放他走吧。”哦!我清楚了!张廷芝匪部曾几次被我军打垮、围歼,他却几次漏网,原来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逃脱的。这时,赵立信也从后山坡下到了院子里,他听到张廷芝说他是“钉鞋的”,严肃地说:“我们决不会冤枉好人,到了武川县城,经过审查,你确实是‘钉鞋的’,我们会放你走的。”其他五个匪徒还在继续为“钉鞋的”说情。一名公安战士厉声喝道:“你们老实点!明明他就是匪首张廷芝,你们胡说什么!?”刚才还诡称是“钉鞋的”想蒙混逃脱的张廷芝,听到这句话,知道我们是专门冲着他来的,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低下了脑袋,再也不说话了。

  就这样,我们一枪未发,二十多年的匪首张廷芝及其带领的五名匪徒就全部落网了。那个在正房顺山大炕上抱孩子的妇女,看到我们把六个匪徒全部抓起来了,便走出来,和那位带路的老乡一起站在台阶上,喜笑颜开地为我们送行。她一定是受够了这伙匪徒的欺凌。

  当我们押着匪徒们登上小花窑子村南面的小山冈的时候,风雪已经完全停了,金光四射的太阳正在从东方冉冉升起。

  我们七个人骑着马,踏着积雪押解着六个步行的匪徒,向武川县城方向前进。按照匪徒们步行的速度,这120里路怎么也得走两天。赵立信有病,正发着高烧。经过研究,赵立信和他带的两名公安战士,带上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先回武川。由我们原来的四个人,继续押解张廷芝等六名匪徒前进。由于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又是刚刚下过大雪,也可能是人们怕土匪抢劫,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我们走了一天,路上也没有遇到一个行人。到了四区区公所所在地——西乌兰不浪村,天已经黑了。我们想住到区公所,可是区里的干部都不在,区公所的门也都锁起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向县城方向前进。又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五家村时,人困马乏,张廷芝等六名匪徒也提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在五家村东头一家车马店住下了。这个车马店,店主住北房,东房住客,西房圈牲畜,当天除了店主,没有别的客人。东房有南北两盘顺山大炕。吃过饭,我让3名战士睡在北边的炕上,轮流出去站岗、喂马,轮流休息;让张廷芝等睡在南边的炕上,我坐在当屋一条板凳上看守他们。我对他们说:“如果夜间遭遇股匪袭击,你们躺着不要动,你们不动,我们不向你们开枪,如果你们有不轨行为,那我们只好先对付你们了。如果大小便,要先报告,经过允许再起来。”

  他们躺下以后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寸步不敢离开,更不敢打盹。张廷芝等匪徒也一直没有睡着。到了凌晨两点,张廷芝报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睡不着,想坐一会儿。”我说:“你坐起来吧。”他坐起来就问我:“我能见见高岗吗?”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见高岗呢?”他说:“民国19年我在谭世麟部当骑兵团长时,刘志丹是我们团的副团长,高岗是教导队副队长,在三道川发生纠纷以后他们参加了,拉起一部分人马组织红军,我组织民团。民国25年我参加了,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对头,经常打仗。民国38年10月,我从陕北带了一部分人马来绥远投奔了刘万春的111军,被编为直属骑兵大队。今年1月刘万春对我说,高岗从北京来电报了,说你是极端的反革命。要调你去北京受训,我怕去了北京回不来,就拉了两个骑兵连,跑出来了……”

  我说,我们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对待被抓到的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至于你能不能见高岗,我们把你们送到上边以后,你可以向管教部门提出。我问他:你们的电台和密码本呢?他说:我们的电台和密码本,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埋在西乌兰不浪村西南的圪妥村东沟里了。他还交代了一些别的情况,我和张廷芝一直坐到天明……

  万幸当天夜里没有发生股匪劫持。吃过早饭,我们押解着张廷芝等继续行进,于当日下午回到了武川县城。第二天就是春节,我们完成了活捉张廷芝的任务,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过了春节三天假期,我就可以投入新的剿匪战斗了。我准备打电话告诉萨拉齐县专员公署公安处成庚鸣处长:他交待给我的活捉张廷芝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过,赵立信说他昨天回来就给公安处打电话报告了捉到张廷芝的消息。成庚鸣处长指示,过了春节三天假期,一上班就让我亲自带队把张廷芝等六名匪徒送到萨拉齐县专署公安处。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匪特并没有因为过年停止活动,正月初二上午就接到群众报告:叛匪又在武川县东南山里的保气沟村抢掠,我提出要带公安队去剿灭。赵立信说:“成庚鸣处长指定你带队去送张廷芝等六匪徒,后天早上你就得出发,你去恐怕来不及,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让治安股长孙子英和你们侦察股的副股长边日安同志带队去吧。”我担心他们一直在地方工作,没有打过仗,恐怕我们吃亏。由于孙子英和边日安同志积极争取要去,我也没有说服了他们,他们带着20多名公安战士去了。在这次剿匪战斗中,孙子英和边日安等四位同志不幸牺牲了。50多年了,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他们,心里就非常难过。

  为掩埋烈士遗体,往萨拉齐县专署公安处送张廷芝等匪徒晚走了一天。正月初五,即1951年2月10日,我带了五名公安战士,雇了一辆胶轮大马车,拉上张廷芝等人,是早晨从武川县城出发,经过120里路的行程,于晚上8点到达归绥市,因为那时向西到萨拉齐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是早晨经过归绥市,我们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乘火车去萨拉齐县,于是就把张廷芝等人送到公安厅监狱羁押。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提解张廷芝时,看守所长告诉我:张厅长指示,让你们不要往萨拉齐县专员公署公安处送张廷芝一伙了,就把他们留在这里吧,因为你们送去,公安处还得再送回来。我给成庚鸣处长打了个电话,说张厅长让把张廷芝等六名匪徒留在公安厅监狱了,我也不到公安处去了。他说:“交给你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为大青山除了一大害,回到武川好好休息几天吧!”

  根据张廷芝的历史和现行罪恶,绥远省公安厅于1951年3月12日作出判处其死刑的决定,1953年3月,在归绥市被执行枪决。

  活捉并处决匪首张廷芝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可是直到现在对活捉张廷芝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部门等,都有讹传。我特写此文,对有关活捉张廷芝的讹传文章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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